撰文丨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胡里奥·科塔萨尔1914年出生于比利时。6岁时，他的父亲离开家庭，从此音讯全无。他的童年在母亲与妹妹的陪伴下度过，这一点也呈现在他的小说中。

童年的科塔萨尔体弱多病，只能每天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阅读小说，再加上他讨厌吃大蒜，所以被周围的朋友们起了个“吸血鬼”的外号。

科塔萨尔对这个绰号欣然接受，还真的装模作样扮演起了吸血鬼的样子。他当时躺在床上阅读的书籍也不乏恐怖故事、侦探小说等等，这种游戏的心态伴随了科塔萨尔的一生。

在去世前不久的采访中，69岁的科塔萨尔依旧认为自己的真实年龄只有10岁。他的小说也天真而充满乐趣。但在科塔萨尔令人着迷的游戏文本背后，也有着他因政治与革命而诞生的反思与痛苦。

1

文学的顽童

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曾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记载过一件轶事。他邀请了很多拉美作家来家中做客

（几乎所有拉美作家都互相认识并且热衷于对“文学爆炸”这个贬义称呼以及拉美革命的讨论）

，外面下着白色的雪，作家们则因为严肃的政治讨论而面红耳赤，接着外面传来一阵喧闹声。他看到胡里奥·科塔萨尔正在和另一位拉美作家打雪仗，他们彼此把雪球扔到对方的脸上并乐在其中。多诺索说科塔萨尔的兜里还会装着遥控赛车，在聚会的间隙拿出来和其他人较量较量。

“对我来说，文学是一场游戏，”科塔萨尔说道，“但它是一场可以让你毕生投入的游戏。你可以为了玩好这场游戏去做任何事。”

《跳房子》，科塔萨尔著，孙家孟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1月

这种游戏文学最极致的表现则是科塔萨尔的长篇代表作《跳房子》。他完全打破了叙事中的时空联系，用多种声调讲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巴黎和蛇社之间的故事。他不仅在小说的最后附上了作家本人推荐的阅读顺序表，还声称期待着读者自己能找到第三种，第四种，乃至第无限种阅读方法。1963年，这本书成为了阿根廷青年争相阅读的著作，但它并没能成功走向世界。欧美出版社不敢购买这本书，也不敢购买科塔萨尔其他短篇小说的版权，他们觉得出版这样一个打破教条、在小说艺术上完全另起炉灶的作家过于冒险。

相比于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游戏性，那些短篇小说的叙事游戏性更强烈，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游戏。只是，随着叙事节奏的进行，支撑着小说叙述的游戏规则潜行到某个阶段后，突然钻出水面，让读者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游戏，而是某种指向现代生活的、极具严肃性的东西。比如，在《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那个男人走在公寓的一楼和二楼之间，突然张嘴吐出了一只兔子。怪诞的行为被科塔萨尔笔下的主人公完全接受，那个男人看着手中的兔子，不仅觉得它可爱，而且觉得温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从体内吐出的东西带有某种象征着不安的意义。“安德烈娅，习惯是节奏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节奏的一部分，帮助我们生活。一旦进入固定不变的循环周期，一切条理化，吐出兔子就没那么可怕”。

但是当这个男人吐出第十一只兔子时，故事的娱乐性终结了，他开始无法接受生活的游戏规则了，取而代之的是严肃的悲观主义。“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被占的宅子》中，我和伊雷内所居住的房间被莫名的东西占据，但他们还能在里面织毛线、喝马黛茶，直到这个节奏进展到整座宅子都被占据，他们无处可去为止。

《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科塔萨尔著，范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基本无一例外，这些短篇故事都在科塔萨尔内心酝酿了很久。其中有些直接来源于梦境

（由于小时候体弱多病，科塔萨尔只能躺在床上养病读书，白天阅读凡尔纳，爱伦·坡，雨果，晚上就做噩梦）

。他的创作过程听起来很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这或许是他在法国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员时获取的艺术启示。但梦境在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里只是构成氛围，将梦与潜意识直接描绘出来的作品会极具私人性且难以理解。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则从开头就能让人感受到一个悲剧正在揭幕--酒吧里一个男人心碎地讲述着一个陌生人正在重复着自己乏味的命运；一个人被父母逼迫着去迎接并不喜欢的人；卡洛斯叔叔带着灭蚁器去花园里消灭蚂蚁；一对夫妻要照顾一种名为芒库斯比亚的动物……悲剧在这些故事中被不断延宕，好像有种更凝重的生活氛围在暗中保护着它。这种暗中掩饰着生活悲剧的东西，正是现代生活

（或者说科塔萨尔为小说设置的游戏规则）

自身的节奏感。

“如果日子只是机械重复，毫无变化，也许，我说的这些也就千篇一律，毫无用处。”科塔萨尔在《剧烈头痛》中写道。科塔萨尔的这些短篇小说，理应在现代更加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这些小说的氛围与捕捉到的生活节奏要比人物与故事本身更重要。

2

游戏的终结

《动物寓言集》和《游戏的终结》都是科塔萨尔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1963年，科塔萨尔访问了古巴，从那之后，对古巴革命的政治兴趣开始影响他的写作。“三十年前，当我把自己的构思付诸笔端时，我只用审美的标准进行评判。现在，尽管我还用审美的标准来进行评判，因为我首先是一名作家--但如今，我是一名分外关注拉美局势，并为之感到苦恼的作家；因此这一点常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到笔端。”1984年，他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说到。

阿根廷与古巴的社会发展截然不同。前者是拉美地区最具多元化，最现代化的地区。这种社会背景时常让作家们忘记自己是阿根廷人，即便是阿根廷的政治氛围开始发生转变，庇隆主义与军政府主义开始接收国家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选择前往瑞士或法国避难。即便留在阿根廷国内，也可以从博尔赫斯温和的图书馆与私人主义中得到自由的慰藉。而古巴则不同。在20世纪的拉美地区，只有墨西哥与古巴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发生在邻国的事件自然吸引了科塔萨尔的目光。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科塔萨尔著，陶玉平译，新经典 | 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11月

在最新译介的短篇集，《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中，这种关乎政治的现实倾向更加明显。其中，很多观点都体现在创作于1979年的《某个卢卡斯》中。1977年，他的小说集《有人在周围走动》出版后也遭到了阿根廷军方的审查。这种倾向很明晰，但并不明显，科塔萨尔在距离政治与革命更近的文学创作中依旧保持着一贯的游戏性，有许多故事的游戏规则和他早期的作品十分相似，区别在于，在早期的故事中，一个主人公发现照片上拍出来的东西和他看到的不一样，由此指向了对人生真实性的质疑；而在后期一个类似的故事中，主人公拍了一张某地区的照片，冲洗后发现照片里反映的城市景观比他肉眼所见的更复杂，由此指向了对社会真实性的反思。

在这段时期，科塔萨尔的很多信件、杂文与采访都凸显了他对古巴革命的迷恋，左翼知识分子反抗极权政府，听起来像是在为拉丁美洲开辟一个光明未来。他也想用小说表述自己对此的支持。不过即使是在这些作品中，这种政治的隐喻依然相对隐蔽。例如，科塔萨尔的中文译者范晔曾经解读过经典短篇《美西螈》的写作背景，这个故事如果只从纯审美的角度阅读，很类似于里尔克的《豹》，借助巴黎植物园内动物的躯体与特殊状态勾勒出个体的精神困境——“我又看见了它的眼睛、它的脸。毫无表情的脸上，除了眼睛再无其他器官。那双眼睛，就是两个如大头针头般的孔洞，完全是一片透明的金黄色，恍若死物，却仍在瞪视着周遭”。但联系到这个短篇的写作背景，它却表现了科塔萨尔本人的自我分裂，一个自我是诗人的，玻璃柜外的，而另一个则在水族箱内，距离很近，却又触不可及，犹如身在阿根廷的他对古巴革命的情感。

科塔萨尔的小说有强烈而一以贯之的风格，但在沉浸于古巴革命之后，他的短篇小说再也没有重现原初的惊艳，仿佛一个充满天赋的孩子在成年后失去了天真与灵性。

1984年，科塔萨尔在巴黎去世，死因一说为白血病，另一说为死于输血时感染的艾滋病。他去世后，拉美地区一直不乏对他的纪念活动，以他的姓氏为街道与学校命名，在百年诞辰时研讨科塔萨尔的文学作品，有人说他是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斗士，有人说他用创新的短篇形式反抗暴力，有人说他的作品里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新观念和乌托邦的可能性。

但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中，他说，“一本书早在它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写完之前和写完之后就开始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