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Meta分析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  徐新卫

摘要：信任是项目管理理论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关系治理的关键一环，但是通过对实证文献的梳理发现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利用Meta分析方法试图得到一个更为普遍、综合的结论：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是显著的正相关，并且不同信任维度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程度也有差异；此外，还对中介变量、指标类型、测量维度三个调节变量进行亚组分析，当有中介变量的时，两者的影响程度更高；信任的多维测量和绩效的硬指标相比较而言对两者的相关有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Meta分析；信任；工程项目绩效；亚组分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传统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是利用计划、执行、控制及反馈评价等管理手段来实现成本、工期、质量（即“铁三角”）的目标实现。伴随着项目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建设过程的复杂性、内容的多样性、项目参与方多等特点，仅仅注重项目管理技术和工具开发的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建设工程企业发展的新要求。新时期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项目本质的认识，于是学者提出了项目治理的概念。项目治理从制度层面来提升绩效，包括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契约治理是一种正式制度的承诺，通过合同规定了参与方的义务和权利，合理分配参与各方的风险，由此来约束和管理各个参与方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和投机主义。但是由于契约治理机制无法准确、及时、完整的反映外部环境的复杂和变化，导致契约治理需要较高的成本和大量时间，也会使得项目管理绩效不高甚至失败。那么就需要项目环境中的非正式制度共同进行项目治理，有些学者将建设项目看成临时性的社会网络，据此提出了关系治理的作为正式契约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合同的签订和执行成本^[1]，而信任作为关系治理的核心因素，能促进项目成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高解决冲突的能力，增强交易成本优势，从而提高项目绩效。

已有大量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信任与建设项目绩效密切相关。娄黎星^[2]通过对天津、北京两地建筑项目的实证研究发现，信任对项目管理绩效显著正相关。王秀靖^[3]以58个ppp项目为研究对象也同样得出了信任促进了建设项目管理绩效。Jeffrey K.Pinto^[4]等调查了加拿大一些大型建筑项目中项目业主和承包商之间信任的影响，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然而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吴松^[5]研究了154个项目的发包模式，在实证研究结果中表明发包人信任与项目管理绩效水平不显著。柯洪、甘少飞^[6]等实证研究发现在EPC总承包模式下，基于制度的信任对EPC工程供应链管理绩效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同样的杜亚灵^[7]的研究结果表明，初始信任并不直接影响工程项目绩效，而是通过柔性合同的完全中介作用对绩效产生间接影响。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为了较为系统、综合的分析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机制，对研究结果的差异进行分析和解释，本文拟采用Meta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众多单个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的综合再分析，探讨信任建设绩效的整体效应关系以及信任的各个维度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程度，由此希望得到一个更为普遍和适用性的结果。本文还进一步对测量维度、文化因素、中介值存在情况等变量在信任和绩效的调节作用，为以后的工程项目管理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信任

信任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状态，在不同的情境下有多重不同的解释。相对于传统的组织而言，工程项目组织可以看作一种临时性的战略联盟，具有一次性、人员流动性大、资源重组快等特点，而工程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增大了建设项目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在利益的驱使下极容易出现不合理的投机行为。因此，徐志超^[8]认为，工程项目中的信任是指施信方相信受信方不会辜负自己，使存在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信方也不会令施信方失望。信任作为关系治理或者非制度环境下的重要因子，与契约治理共同实现项目治理的均衡。

依据情景变化的不同，信任是个具有多种解释、多种维度的复杂概念。最早对其做出系统阐述的是经济学家Williamson^[9]在1993年从交易成本角度将信任划分为算计性信任、个人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三类。在此基础上，Rosseau^[10]提出算计性信任的是以对方的信誉、资质为信任的基础，突出证书、执照等媒介作用，这个解释表明算计性的信任是形成与否与受信方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将算计信任和能力信任划为一类。还有Pinto^[4]、Hartman^[11]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将认知信任进一步细分为能力信任与诚信信任,将信任分为能力、诚信和情感三个维度。在早期，Hartman则认为风险是影响信任的重要因素，在工程项目建设中会遇到两种风险类型：过程风险和结果风险。面对过程风险的信任是基于推断对方的诚信水平形成的，对结果风险的信任是基于对方的能力形成。所以根据风险类型的不同，他将信任划分为能力信任、诚信信任与直觉信任。McAllistero^[12]等是从内部结构的角度将信任定义为理性的认知信任和非理性的情感信任。随后，Pinto将认知信任进一步细分为诚实信任和能力信任，他认为最低层次的信任是诚信信任，即相信合作各方都能遵守自己的承诺；第二级的信任是能力信任，即通过判断对方的能力信息而产生的信任；最后一层信任则是情感信任，这个信任是由于一方“完全内化对方的偏好”时而形成的。在实证研究中，作者往往会根据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来设定信任的维度。王秀靖^[3]在研究ppp项目是时发现政府部门在政治力量和资源配置中有优势地位，合同和规章制度的的约束力相对来说弱一些，于是采用了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两个维度来划分。但刘益,陶蕾^[13]指出诚实信任与善意信任的内涵都是描述合作双方真诚可信，不过多计较个人得失，区别度很小。于是我们可以将诚信信任和善意信任归为一类。

根据以上讨论，本文为了能尽可能全面完整的囊括实证研究所测量的信任维度，拟采用能力信任、制度信任、关系信任。能力信任（算计信任）是基于对方按要求或者期望完成项目所具备的能力所产生的信任，包括合作伙伴的资质、技术能力、经验水平等。制度信任是基于政治背景、法律法规、合同流程等原因产生的信任。关系信任（情感信任、善意信任）是感性的，基于双方在长期交往过程中产生不包括能力信任、制度信任的情感部分，包括对合作伙伴诚实、善意的期望。

1.2信任及信任各维度与工程项目绩效关系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信任显著促进了工程项目绩效。Stephan C^[14]等以2000多家英国建筑公司为对象，在研究信任、依赖与建筑行业的供应商关系管理时发现，信任对关系满意等软指标有显著的正相关。Sai On Cheung^[15]等收集了香港项目从业人员的数据，同样也指出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实现令人满意的质量和降低项目的时间、成本、质量方面是正相关关系。徐雷和杨卫华^[16]等研究了Partnering模式的工程项目，合作伙伴信任程度的高低能直接决定合作关系好坏，从而影响项目绩效。

除此之外，信任的不同维度对工程项目的绩效也有不同的影响。尹贻林和徐志超^[17]认为在中国管理情景下，信任不仅可以加深合同双方的合作关系，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且能够提高承发包解决问题的效率。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基于信任能力和诚信信任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是制度信任对管理绩效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李丽^[18]从 PPP 项目社会资本方和公共部门间信任的视角，将信任分为认知信任、能力信任和制度信任，制度信任既可以对ppp项目绩效有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契约治理对项目管理绩效产生间接影响。Yan Ning^[19]通过研究265个已完成的住宅装修项目指出，在不同的配置模式下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对项目绩效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吴松^[5]在实证研究中却发现，能力信任、直觉信任、关系信任对项目管理绩效显著负相关，与其假设的理论模型不一致。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

H1a：基于能力的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1b：基于关系的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相关系。

H1c：基于制度的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系。

1.3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

独立研究的实证结果的异质性说明，信任与项目绩效的关系受到某些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与一般的来源不同，meta分析中的调节变量可以通过理论分析和两者变量之间的方差解释程度而得。通常，元分析的调节变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测量因素，如对信任和绩效的测量；另一类是情景因素，如项目所处的环境、研究发展的时间等^[20]。对纳入本研究的42篇文献进行梳理后，归纳出如下可能影响信任和工程项目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

（1）绩效类型

项目成功的实质是指项目的绩效，具体说来项目为特定的目标所做的一次性努力产生的效果和效率。在工程项目理论中，“铁三角”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测量指标，即项目结果是否达到预期质量要求、成本是否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工期是否在预定的时间内。“铁三角”指标相对客观，可以依据具体的产出结果来评价项目绩效。但是这些客观指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学者们对评估标准作了扩展和延伸，在铁三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观的判断标准^[4]。Atkinson^[21]把项目成功分为两个阶段，项目交付阶段，要把项目做正确，包括满足时间、成本、质量、效率等标准；项目交付后阶段，要使项目变正确，包括给项目成果的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利益评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Shenhar和 Dvir^[22]提出客户满意度作为项目成功的首要指标,而“铁三角”指标为次要指标。同时他也将满足设计目标、益于客户、商业的成功、未来的益处纳入项目成功范围。张旭梅^[23]基于知识交易视角，用创新绩效、进度绩效和市场绩效来衡量供应链的合作绩效。王进和许玉洁^[25]将系统式思维用于大型工程项目的研究，构建了目标实现度、三重盈余绩效以及项目全寿命周期三维综合评价模型。总的来说，工程项目绩效可分为客观绩效和主观绩效。客观指标内容清晰而易于测定；主观指标一般都是无形的，难以被测量。前者也被成为硬指标，后者也被称为软指标^[24]。

乐云^[26]在研究承包商与业主之间的关系对承包商、业主方绩效影响表明，承包商效作为以盈利为目的企业更多考虑的是经济性的指标，在满足质量的前提下，如何节约成本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业主方绩效更多关注的是项目的整体绩效，从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去把握。而在PPP项目实证研究中，王秀靖^[3]指出PPP项目输出的是公共产品或服务，因此绩效的关注重点应该是公平性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同时还要关注能否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工程项目、不同的参与主体所关系的绩效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基于上述考虑，提出以下假设：

H2: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的差异在软指标和硬指标的作用机制下存在差异。

(2)中介变量

大量的研究表明信任对于工程项目绩效的相关关系的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许多学者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变量间的具体影响机制，于是引入中介变量来分析两者关系的作用强度的变化。如,徐雷和杨卫华^[16]等针对伙伴选择-合作关系-项目绩效的连接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信任程度加入合作关系变量后，对绩效的正向显著影响变成不显著，说明合作关系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王垚、尹贻林^[27]以非政府投资项目为样本，得出初始风险分担在信任与绩效改善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还有孙秀霞^[28]、张玉雪^[29]、张连营^[30]等分别将承诺、知识协作、机会主义中介变量引入信任和工程项目绩效的研究中都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H3:信任对于工程项目绩效的关系会受到中介变量的影响，在有中介变量时两者的关系更为强烈。

(3)测量维度

在有关信任维度的相关文献中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将信任考虑为多个维度。Wei Kei Wong等^[31]就根据信任产生的基础对信任类型进行分类，划分为系统、情感、认知三个维度，并进一步研究在建筑承包中这三个维度的相互关系。Z.K. Ding等^[32]用McAllister量表评定了中国大陆建筑师之间的基信任关系，得出基于认知和情感的信任量表更适合在一般的背景下使用。但娄黎星^[2]、张连营^[30]等学者在探讨两者关系时却将信任作为整体来研究。

H4：相对于单维信任，多维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的关系更为明显。

本文的总体研究假设框架如下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2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运用元分析来整合、评价现在有关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的实证研究，来检验上述的理论假设。1976年英国教育心里学家Glass首次提出Meta-analysis，又被成为元分析、荟萃分析^[36]。Meta分析是对具有相同研究目的的多个独立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定量综合的一种研究方法^[37]。传统文献综述，以定性描述为主，带有主观性，往往选择综述者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或支持他的观点的信息进行综述，容易引起偏差和误导。元分析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和步骤对研究结果进行定量合并，能够对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准确、客观的估计。

本文选择元分析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关于信任和工程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定量的研究，达到元分析对文献数量的基本要求，但是关于这一主题缺少更为普遍的结论；另一方面，信任和工程项目绩效在不同的研究中结论不一致，可以利用元分析进一步揭示产生异质性深层次的原因。

2.1文献收集

本研究以“信任（Trust）”“关系治理（Relationship governance）”“工程项目绩效（Project performance）”和“工程项目管理绩效（Project management performance）”为关键词在Elservier Science、EBSCO、Springer Link、Emerald、Wiley、中国知网作为文献检索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百度学术等进行文献检索。按照以下标准进行文献筛选：（1）研究必须包含信任和工程项目绩效指标变量；（2）必须是实证研究；（3）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具有直接作用效应，且具有明确的相关效应值，如相关系数、t值、路径系数、相关系数矩阵；（4）如果发现采用同一研究对象的多个文献，只取其中一个文献进行分析。通过上述的文献筛选与整理，最终获得42篇文献。

2.2数据处理

本研究遵循博伦斯坦的分析步骤对数据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CMA3.0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样本的提取内容包括文献作者、发表年份、中介变量、样本数和相关系数。在进行数据编码过程中，对部分文献的效应值进行了如下处理：(1)当文献未明确给出整体效应值，而是探讨了信任的不同维度对工程项目绩效的相关关系是，采用各维度相关系数的算术平均数作为最终效应值；(2)如果探讨信任的不同维度对工程项目绩效的不同维度的文献，则通过逐层取平均值，得到最终的效应值；(3)针对同一文献中涉及到承包商和发包商的绩效，作为独立样本单独列入；（4）对相同文献中的不同研究对象的相关系数单独列入，分别编码；(5)如果在原始文献中涉及到含有中介值的理论模型，根据温忠麟^[41]的处理方法来提取主效应值；(6)元分析是对每个独立研究之间相关系数r的估计，针对部分研究报告回归系数的情况，可运用

^[33]，将β转为相关系数；若文献中为效应量为检验中的t统计，可通过^[34]，（df表示自由度，df=n-1，n为独立研究的个数；如果是两组独立样本（n₁与n₂）的试验研究，则df=n₁+n₂-2），将t值转化为r；（7）将每个独立的效应量r转化为统一的Fisher’Z值，，使样本量更好的呈正态分布。Fisher’Z值方差（n为样本量），权重为方差的倒数，由此求出z值加权平均值。然后根据将平均值z转为相关系数r^[35]。最后得到各文献的效应值如下表1所示：

表1总体样本及效应值

2.3离群值判断

为了提高Meta分析的准确性，需要对样本的离群值进行检验。由表1可知，许劲（2013）、许劲（2008）、尹贻林，徐志超（2013）发包人和S.PING HO（2008）的效应值在95%置信区间跨越了零分界线且p值不显著，即为本研究的4个离群值，则在后面的分析中删除这4篇文献。

2.4偏倚检验

Meta分析是可以得到多个研究的更准确的综合效应估计，但是在设置纳入标准来收集研究主体所需要的文献时，很有可能会漏掉相关研究的随机样本，这样会导致信息量减少，可信区间变宽，检验效能降低，这样可能导致理论的结果偏离实际情况。所以在进行元分析之前，一定要对效应值的偏倚进行检验^[38]。漏斗图(funnel plots，funnel graphs)是最常用的用于判断是否有发表偏倚的方法。图2是效应值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样本集中在漏斗图的顶部，散点分布基本分布在效应值的附近。根据漏斗图的原理，本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另外，我们引入Rosentha的“失安全系数”来评估发表偏倚，当Meta分析的结果有统计学意义时，可计算最少需要多少个无效的研究才能推翻Meta分析的结论。失安全系数越大，说明逆转这一结果至少需要的研究数目越大，Meta分析的结论可靠性越好，偏倚的影响相对也越小。经计算，本研究的失安全系数：N_0.01=7879,远远大于临界值200（5K+10，K=38）说明结论较可靠。Begg的秩相关检验被认为是漏斗图的直接统计学模拟，Begg等于1994年提出了基于Kendall’stall的秩相关检验，如果Z>1.96，P<0.05，提示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反之则认为没有发表偏倚。在本研究中，Z=1.02，P_1-Tailed=0.154 ，P_2-Tailed=0.309，可进一步说明没有发表偏倚。

图2 总体样本的漏斗

3 实证分析

3.1Meta分析

在Meta分析中，研究样本由于样本来源、测量方法、研究者的经验知识等的不同必然会存在差异。而异质性就是用来描述观察效应值的变异或者离散程

度，通常采用卡方检验即Q检验法进行异质性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整体样本的Q值为966.852(P<0.001) ，超出了对应自由度及95%置信度的卡方值且Q值显著，则拒绝原同质性的假设，表明各个研究之间存在异质性，故选择随机效应

模型。信任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整体相关关系为0.493(P<0.001)，假设H1成立。同时I-squared的值为96.173，表明96.2%的观察变异是由效应值之间的差异引起的，随机误差造成的观察变异只占3.8%，表明分析结果较为稳定。

表2 样本整体效应的Meta分析结果

表3是信任的能力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分别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我们将涉及到信任维度分类的文献重新进行归类编码，由于有些样本会涉及到多个维度的相关系数，所以分析结果中各个维度的总体样本数会超过整体的情况。

表3信任各维度的元分析检验结果

从表3的Meta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能力信任、制度信任、关系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都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假设H1a、H1b、H1c成立。

表四  调节变量亚组分析结果

由于对整体样本Meta分析的结果表明各独立研究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也就需要进一步验证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某些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由于各个调节变量都是属于类别变量，所以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39]。根据亚组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信任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中介变量的影响，并且在有中介变量的情况下，两者的相关程度更高，假设H2得到验证；在工程项目绩效的软指标和硬指标两个维度中，硬指标对于两者的关系影响更明显，假设H3获得实证支持；在信任的测量类型中，单维信任测量对应的两者效应值小于多维测量的两者之间的效应值，假设H4得到支持。

4结论、局限及展望

第一，通过对38篇实证文献进行的元分析结果表明，信任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0.462，P<0.001），表明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治理对项目管理绩效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在风险来临时，工程项目的各参与方的高度信任能够促进各方积极的合作互动，缓解各方的敌对关系，合作各方不再过多的计较个人得失而更加主动提供增值和节约成本的建议，增强处理不确定事情的灵活性，这样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提高了项目管理绩效。

第二，不同来源的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基于关系的信任（0.516，P<0.001）比基于能力信任(0.449,P<0.001)和基于制度信任(0.475,

P<0.001)的影响更大，基于能力的信任影响程度最小。这说明，在中国项目的管理情境中，基于关系的信任对工程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性。相对于对企业技术经验、支付能力、盈亏能力等的理性判断和权衡，参与的各方更加看重合作伙伴诚信、善意的品质。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中国两千年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人们的道德规范和处事原则。尤其是在项目交易具有一次性和间断性的特点，囚徒困境的博弈指出在有限的合作时间范围内，博弈次数是固定的，背叛是占优策略。这种非重复博弈使得交易各方可能从合作的开始就尽可能的攫取对方的利益。因此，项目各方会利用合同条款和法律法规等约束机制来合理分配风险，保证共同利益最大化。但是有限理性也不能完全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如业主设置免责条款、承包商利用合同漏洞不平衡报价等。另一方面，就承包商看来，发包商一般不存在支付能力的障碍，是否支付合同价款更多的在于发包人是否能够遵守合同中的规定，履行支付的职责。而业主与承包商交易达成之后，也会面临着承包商“敲竹杠”的风险。那么一个言而有信、正直诚实的项目组织更能取得对方在情感上的信任，也成为项目管理人员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考虑的相对重要因素。

第三，在有中介变量时，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中介变量的存在会增强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的主效应影响。信任是合作的当事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它可以通过某些中介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业主和承包商的信任程度会影响拟定合同条款的刚柔性：当交易的双方信任水平低，合同的刚性能够为约束对方那些不利己的行为，为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提供约束和保障；当交易的双方信任水平高，合同的柔性能为双方的合作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和弹性，为绩效的提高起到激励作用。除此之外，信任将会影响项目参与各方对于组织的归属感和组织目标价值的认同度，这种情感进一步内化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加深了对组织承诺和加大对项目的投入，这直接决定了工程项目管理的过程和绩效。

第四，在所有指标类型，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都为正相关，其中硬指标这种相关关系相对来说表现较强。以铁三角等客观绩效为核心的硬指标和以利益相关者、国民经济效益等主观绩效为核心的软指标是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在建设项目的过程中提升项目参与方的满意度和工作愉悦度，改善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可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减少项目时间、节省成本、推动项目高质量的完成。而且，创新和学习绩效的提升意味着组织持续学习、储存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的改善，增强竞争优势，在复杂、不确定的环境下快速重组资源，针对性解决实际问题，让项目平稳顺畅的发展。在测量维度中，信任多维比单维相关程度更强，正如叶瑛和姜彦福^[40]指出，信任水平是信任的多个维度以某一比例的综合，随着双方在合作中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在双方为合作之前，各方会根据对方的资质、经验、财务状况等进行判断，是基于能力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合作的加深，对合作伙伴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后，能力信任的比例会不断下降，基于情感的关系信任则逐渐上升。这表明信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项目在不同的阶段工作内容的差异必然会造成信任侧重点和影响结果的不同。在以后关于信任对工程项目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应将信任作为一个多维结构，考察各子维度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获得更为科学合理的结论。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用元分析的方法证实了信任与工程项目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信任的能力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分别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揭示了中介变量、指标类型、测量维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程度。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受条件限制，没有对其他语言的数据库和尚未发表的实证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样本选择上有一定的偏差；其次，在数据处理方面采用了平均值的方法，特别是数据含有负相关系数用算术求均值，可能会影响效应值的准确性；最后，调节变量如何影响两者关系尚未详细的论述，如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两者关系对不同的中介效应反映也是有所不同，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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